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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起，植入耗材必须记入患者病例，严禁使用量与医生收入挂钩！

治理植入耗材滥用、回扣，卫健委最严监管来了

据《北京日报》8月1日报道，9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医疗机构将动态监测医用耗材，并且在患者病历中必须记录植介入类医用耗材的相关信息。

北京市卫健委要求，北京市各级医疗机构要将植入类医用耗材使用纳入术前讨论，包括拟使用医用耗材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等。同时，要求医护人员在使用植介入类医用耗材前，要核对有关产品信息，严格按照相关诊疗规范使用，并同时在病历中记录植介入类医用耗材的相关信息。

对医用耗材用量动态监测，开展医用耗材质量评价，进行医用耗材双向追溯管理。对超常规使用的医用耗材进行分析和及时整改，并将分析结果和整改措施及时反馈相关临床科室。

一旦发现耗材使用量与医生收入挂钩，立即责成医疗机构限期整改，一经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或移送其他相关政府部门。

北京市卫健委此次要求：推行“临床科室不得自行采购”、“耗材用量不得与收入挂钩”、“医用耗材用量实行动态监测”、“植入耗材记入患者病历”等措施，不仅将极大削弱医生出于自身利益而在患者身上过度使用耗材的动力，而且术前和术后的两次“透明化”程序，无疑是要开启院内植介入耗材的最严监管！

不仅如此，对于供货企业北京市还要开启最严审核。

耗材领域院内监管、反腐整治，已箭在弦上

值介入类医用耗材的回扣问题，一直是医疗腐败的重灾区。

在2018年的高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中，血管介入和骨科植入的市场规模最大，分别为389亿元和262亿元。

而不完全统计，全国能做心内科介入手术的医生只有4000个，能做骨科精密手术的医生只有5000个，而能做泌尿外科与腔镜的医生，全国不超过3000个。资源的稀缺使得他们对耗材的使用具有极强话语权，这也使得他们成为被精准行贿、回扣营销的目标。

著名心脏病专家、国内最早引进心脏支架的倡导人胡大一曾公开指出，我国的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已相当严重，“从临床上看，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了，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

而在7月初，深陷被博士生举报乱装支架吃亿元回扣风波，从医33年的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原主任、心血管内科原主任杨向军，被苏州市纪委市监委通报已双开。

通报表示其收受巨额财物、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措辞严厉十分严厉。而且从从落马到被双开，杨向军只用了19天，这在以往被查的落马医院主任中很少见。可见在医疗耗材领域的反腐整治力度在不断加大！

国家医保局：对医院滥用高值医用耗材建立黑名单

就在8月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近日国办印发的《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对于防止高值医用耗材对于高值耗材的滥用，李滔表示，严控不合理使用，建立黑名单制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负责人焦雅辉在会上表示，为配合国家医保局对于滥用高值耗材黑名单制度的建立，国家卫健委今年把高值医用耗材的专项整治纳入到了全国药械购销纠风的重点工作范围，加大不合理应用行为的治理。

并且要从从国家到省、市，通过质控也对每一项重点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行为加强规范性的监控，包括使用到高值医用耗材的心血管介入、骨科，这都是应用高值耗材比较多的领域，加大质控力度。

焦雅辉还强调，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通过综合的措施来从根本上解决高值医用耗材合理应用的问题。

目前高值耗材的治理，除了通过集中采购、直接向供应商砍价、缩减供应商渠道等方法来降低耗材采购价格。院内使用监管、严格控费也是重要措施，不过早前的控费措施并未在根本上起到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调动医生科室的积极性。

就在今年国家医保局正式明确30个城市要试点DRG，而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倒逼大批公立医院降成本，控制耗材成本、流通成本。

DRG试点的重点在于通过打包收费的形式，将药品和耗材内化成医院的运营成本，最终实现收付费的闭环。如此一来，在新的医保付费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下，医院自然会产生主动降低药品耗材采购价格、控制医疗成本的动力。改革也将打破药品耗材供应中的药械企业、药械代理商、医院、患者之间的平衡，将有可能重塑整个药品耗材供应链。

2017年，时任《全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收付费规范》研究组组长张振忠自一次论坛上就直言，2015年我国医生总数只有280万人，而医疗领域的经销商就有300万人，“DRG要革的是这些经销商的命。”

无论是植介入类医用耗材必须纳入病例、还是DRG试点倒闭降成本，2019年院内高值耗材的治理和监管，从国家到省市无疑是要打出一套组合拳！